我军军事理论研究不足及对策初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突出的把军事理论现代化放在了“四个现代化”的首位,反映了其对军事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军事理论牵引国防和军队建设,并直接指导战争实践,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未来战争中的成败。美军历来重视用超前性的理论创新来设计“下一场战争”,并以此指导其军事建设和训练,并在强大的科学技术和成熟的理论形成机制支撑下,其军事理论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较而言,我军对军事理论长期重视不足,研究过于单薄,总体水平相对滞后,直接制约了我军军事现代化建设。就当前来看,我们迫切需要在军事理论研究手段、思路、机制上探索新模式,才能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演变。

  我军军事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来看,我军军事理论研究主要依托军队科研院所专家和军校教员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对外军先进理论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求应用于当前我军建设的可能性,这一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今军事的快速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了研究手段单一、理论研究课题质量和成果转换应用效果不佳、理论内容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融合、理论研究重谋略艺术轻技术应用等现实问题。

  1.理论研究手段单一

  与美军等军事强国相比,我军理论研究在手段方式上过于注重运用“文史哲思维与方法”,几乎忽视了“数理化思维与方法”。研究手段主要是调查研究、文献梳理、历史研究、战例剖析、强敌研究、辩论分析、经验总结等,与三五十年前的模式并无本质区别,这样的研究手段在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科技在军事领域深入发展的现状时就显得过于单薄。一是导致重议轻用。我们长期热衷于讨论军事变革问题,特别是讨论技术进步对于军事变革的影响较多,却鲜有讨论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展开军事理论研究。二是研究手段单一固化。虽然不同的技术手段在各自领域已展开运用,如疫情期间多专家远程会诊,但我们却忽视将其综合运用于军事理论研究,一定程度制约了军事理论研究效率和效益。三是导致科技含量低。相对局限的研究手段导致闭门造车现象的普遍,理论研究因撇开技术论军事而缺乏“科技含量”,这样的理论成果往往因背离技术轨道而不管用、不好用。

  2.理论课题立项缺乏应用场景分析

  长期以来,我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高产量低质量,普遍是在形成理论成果后再去寻求应用转化,也就缺乏指导性。主要原因在于课题立项初的论证未基于理论的应用场景进行科学分析,这如同产品销售未做市场调查分析一样,易导致课题的性质、范围和定位不够清晰。由于缺乏应用场景的论证分析,必然造成以下问题。一是课题项目衔接整合困难,且反复交叉和低水平重叠,最终成果难以接地气。二是由于缺乏应用场景分析要求,导致刚开始就没有正确方向,研究过程也就缺乏约束,成果读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无从着手。三是课题项目立项论证未以应用场景分析作为硬性要求,研究者对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认知不深入透彻,想象多探究论证少,专家评审无从考察也只能让其勉强通过。四是当前课题立项模式下,往往把课题项目的背景分析当应用场景来描述。这种描述通常过于宏观、抽象和表浅,涵盖太泛,易脱离我军实际,难以廓清课题项目立项的真正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更难以反映当前我军的需求状态和趋势,从而影响到我军军事理论的滚动式发展。

  3、理论研究专家之间协作机制不畅

  战争的复杂性随着前沿科技的军事应用几乎是呈指数级增长,涉及诸多领域,涵盖多类学科,需要多领域专家集智攻关,当前我军还未形成相对成熟的跨领域专家协作研究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事理的创新发展。一方面是现行体制人员岗位较为固定,科研院所专家、军校教员等长期处于军事实践后方,即使因课题研究需要而到部队走访调研,依然解决不了“前科学”知识不足的问题,“闭门造车”也就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是协调相关领域专家难,当前军事理论研究具有多领域纵横交织的复杂性,科研院所需要协调不同领域专家来集中研究,而现行机制使得军内专家被长期固定在本单位来不了,地方领域专家更是难以深度融入。即使比较常见的同行评审会、专家座谈咨询会、小型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人员和会期往往是一调再调,常有专家不能按时到场或临时请假,给组织单位和参与者带来诸多困扰和烦恼,大多课题研究单位只能依靠本单位范围专家硬着头皮完成,空谈在所难免,这样的理论成果显然缺乏深度与应用价值,难以指导军事发展。

  4.理论研究在继承和发展两个方向上脱离我军实际

  当前,我今年军事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在传统理论的继承上创新发展少,另一种是在世界前沿理论研究上套用多“本土化”少,这样的理论成果容易因缺乏科技含量和不符合我军建设实际而夭折。一方面是研究传统理论时过于注重谋略思维。我们当前军事理论主要源于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时注重研究其中的谋略计策、指挥艺术在现代战争中运用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确,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我军取得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机械化战争乃至之前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形态的发展,先进技术不断压缩谋略运用空间,在技术主导战争的时代,指挥谋略艺术很难再对作战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在做理论研究时,如果只是在简单包装后来寻找其在现代战争中运用的潜能,其应用价值自然不高。我们应当在继承其精髓的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持久战、打人民战争等作战思想,都是建立在基于摩托化大规模部队作战的基础上,如今战争形态正向智能化演变,指挥决策智能自主,作战行动无人争锋,需要对这些理论输入前沿科技的血液才能满足战争形态向智能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研究世界前沿理论时脱离我军现状。我们当前突出强敌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未结合我军实际而以美军等世界前沿理论来探讨我军未来作战样式是普遍现象,这样的研究思路很难对我军军事建设起到实质性作用。因为美军的军事理论主要是从现实抗争和构想与潜在对手未来作战的角度去研究理论,其关键是着眼于当前美军自身的军事现状来构想其未来10-30年的发展方向。如美军基于自身高端武器装备采购昂贵且存在关键节点易被攻击的威胁,以及中国、俄罗斯等潜在对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提出了“马赛克战”作战理论,将作战要素最小化并使节点高度分散,以实现战时的自适应组合。借鉴这样的作战理论包括美军其他一些前沿性理论就很难应用于我军当前建设,因为我军目前处于机械化向信息化过度时期,我军的作战网络、指挥链路建设等作战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急需破解的难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指导实践,研究军事理论要向远看,但不能好高骛远空谈,必须以我军现状为根本立足点,否则就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5、理论内容缺乏跨领域跨学科融合

  我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主体是体系内成长起来的军校教员和军内科研院所专家,相对单一的人才成长路径和长期局限于军事领域以理论研理论的模式造成研究者思维的固化,加之尚无顺畅的跨领域跨部门人才交流共享机制,这样的理论成果往往缺乏学术味科技味,其创新必然乏力。对比美军,我们理论研究在内容上不注重融合系统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理论研究者容易陷入依靠“包装”革命时期军事理论和照搬套用世界前沿军事理论模版来出成果的尴尬处境,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因缺乏时代烙印和照搬照抄的“本土化”不足问题而夭折。研究美军各类军事理论“新概念”,不难发现其提出者和推动者多具备厚实的基础性学科知识,善于运用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如美军“可控混乱”思想源于气象学家爱德华·诺顿·洛伦茨提出的混沌理论,该理论解释了决定系统可能产生随机结果的原理,经深入发展后而形成的“可控混乱”理论被引入国际政治及军事理论领域,并指导美国发动西亚北非等多国颜色革命乃至香港“占中”事件;再如博伊德德“作战环”理论,把自然学科研究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军事思维之中,以复杂系统理论不确定、耗散结构、非线性、混沌的视角来审视军事系统,最终提出影响美军甚至世界军事的作战理论。

  对我军军事理论建设的对策建议

  军事理论专家李炳彦在《光战争》中提出:“创造不出新理论的军队,军事变革绝不会走在前列;不能走在变革前列的军队,绝不会成为新的战争规则制定者;不能成为新的战争规则制定者,就难以赢得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解决当前制约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我军军事实践。

  1.探索分布式理论研究模式

  从外军的军事理论发展过程来看,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和军事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二者紧密联系,很难脱开技术谈理论。军事科技涉及多领域,各学科交叉融合,军事理论研究必然需要多领域专家协作才能完成,而一所军事院校或军内科研机构不可能同时聚集这些专家,因此,依托网络空间异地分布式研究军事理论或许可行性更强,更有潜力。在疫情期间,我们直观感受到远程医疗诊断、分布式授课、学术论文“云答辩”、“云面试”等带来的便利。通过5G通信技术联通多领域专家,这样集智的研究成果相比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含金量更高更具应用价值。通过网络手段分布式研究军事理论时效性强、组织便捷,可以免除诸如跨单位协调邀请专家手续多、出差时间难连续、差旅费用报销等问题。应用这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与军内外多领域专家有机地“融合”起来,实现一事一邀,而不必全资雇聘或长期占用一些跨部门领域专家时间。更便于扩大课题项目研究的视野,有效支持互动和协作研究,通过大范围的“汇知融智”,增加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课题研究立项要做好应用场景分析

  习惯于理论成果生成后再去寻找应用途径使得我军军事理论成果难以应用转换,原因在课题立项论证过于宽泛,课题立项之初未基于应用场景分析论证,使得研究成果定位不清、性质不明、专家分歧大。因此,将应用场景分析纳入理论研究环节很有必要。一是有助于推动全军的想定研究或构想研究,不断形成各类标准战争想定场景、作战想定场景,以及促进军兵种作战力量共用态势图(影像)呈现问题的尽早解决。同时,能够直接营造想定或构想研究的军事文化氛围,进而有助于军事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二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界定课题项目的层次、性质和范围,有助于聚焦问题,减少不必要的交叉研究、避免过多的重复研究,也有利于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综合集成和叠代升级和滚动发展。三是能更好地的聚焦军事需求,有助于辨识和确认真正的矛盾问题及其解决的基本途径,深度谋划解决“供需对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有利于最终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以及后续研究。

  3.探索机制以调动地方力量参与研究

  外军在军事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发挥人的作用,积极调动军内外各类研究机构的力量参与,依靠群体智慧推进理论创新。如美军除军内职能部门、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科研机构外,还包含政府及私人资金会赞助的研究机构和院校,比较著名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麻省理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属于这类机构;此外,还包含军内外热衷于理论研究的独立研究者,如“混合战争”的提出者霍夫曼。这也启示我们,军事理论研究创新要扭住“人”这个关键因素,在人才培养和跨机构力量使用上下足功夫。一是要顺畅人才交流共享机制。为地方前沿领域专家参与理论研究创造条件,可以考虑借鉴“旋转门”机制,以形成人才在军内、地方科研院所、智库之间共享和共研的路径,以合理的制度机制调动各领域专家想参与能参与军事理论研究。二是要对地方院校、民间智库军事理论研究给予政策支持。可以给予一定经费补贴,既鼓励创新也允许失败。地方院校、智库虽然相对缺少军事实践经验,但具备厚重的自然。学科知识,往往能够“跳出”作战看作战,从另一个视角提出新的观点,更具创新发展活力。三是要注重人才的跨学科领域知识培养。体系内成长的院校教员、科研院所专家知识层面相对单一,理论研究思维易固化。因此,应鼓励军内科研人员到地方高校交流学习以扩展知识层面,或用好文职政策,招录紧缺理工科专才参与研究,才利于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

  4.理论研究要十分注重结合我军发展实际

  我军的军事理论创新发展,能不能用关键还看是否能与我军实际相适应,也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在发展我军传统理论时要视野开阔,同时在研究美军前沿理论时也不能亦步亦趋,也就是既开动脑子也不脱离实际盲目跟风。一方面是在继承传统理论时要克服旧观念,我军的传统军事理论是在革命战争中实践总结出来的,在做理论研究不能简单认为过时而弃用,但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框框”,强找适应当今作战的可能性,而是要在继承中发展,增加科技含量。如俄军现今仍在沿用苏联时期的战区战略性战役、核力量战略性战役等理论,虽然有关内容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而作出较大调整,但原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借鉴前沿理论时切忌“照搬照套”,盲目跟风式研究。虽然军事理论在发展经验上有共性的原则或规律,但必须坚持从我军当前建设实际和需求出发,也就是量力而行,立足于当前建设搞研究,才接地气。

  当前,我军具备了一些先进武器装备,但在某些领域发展相对滞后,与军事强国差距明显。我军的理论创新发展应着眼于我军当前处于信息化建设初期这一实际来探索未来我军几年或几十年可能发生战争的样式,结合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水平,顺应战争发展轨迹,在指导作战上提出具体对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抓住军事变革的大好机遇,指导军事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城超 董哲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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